曾经的“新化第一县城”——宝庆码头

宝庆正街门牌

　　（图/文：鄢吉）宝庆码头，位于武汉三镇内，历史上共有四处：汉口宝庆码头是综合停船处，也是中心码头；汉阳月湖堤宝庆码头是停毛板船和拆毁毛板船的地方；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宝庆码头是停泊竹、木排的地方。其中月湖堤和白沙洲较为偏僻，影响力小；鹦鹉洲宝庆码头上的居民是宝庆人与安(化)益(阳)帮居民混居，而且这三处是随汉口宝庆码头之后而发展起来的；汉口宝庆码头为四处中最大，且大多居民是新化人，新化人习惯上所指的宝庆码头就是汉口宝庆码头。本文也是如此。

　　宝庆，是邵阳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历史称谓。清朝嘉庆年间，湖南宝庆府下辖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5州县，这些地方皆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等土特产。汉口“九省通衢”，水陆交通发达，是理想的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于是一些新化人以杉木造船，然后载上一船煤炭、锡矿、铜矿、竹子、纸张、茶叶之类顺水来到武汉，在汉江边找到了一个避风港。由于回程乃逆水行舟，因而跑汉口的船就设计只用一次，连货带船一起卖，于是出现了资江上唯一使用过的运输船只——毛板船。船上的水手，大多留在汉口做了码头挑夫。久而久之，赚了钱的或出苦力的就在集家咀一带或盖房或搭棚子居住，并在附近建立了专用码头。因当时新化县隶属宝庆府，习惯上以府州为地方单位，建码头和争码头都是用宝庆府的名义出面的，所以就叫宝庆码头。

（曾经的宝庆码头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汉口的发展及宝庆码头的形成

　　汉口，其实作为武汉三镇之一，兴起的时间较晚，明洪武(1368-1398)间还是“未有人住”的芦洲，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居民。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汉水由以前的多口入江变成一口入江，由此，武汉由武昌、汉阳双城夹江一变而为武昌、汉阳、汉口三城鼎立。汉口因汉水入江口水势平缓，深度适宜，且水面宽广，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崇祯年间(1628-1644)汉口筑长堤后，既防水患而利于聚居，又可避风浪而适于泊船，故逐渐形成码头重镇，商贸日盛，在清康乾之世(1662-1796)，已是“天下四聚”之一。

　　汉水最早的码头是建于乾隆元年(1736)的天宝巷码头，此后，沿汉水北岸自上而下逐年有所修建，到同治七年(1868)，已建立码头35个。从小硚口到集家咀，地势平坦，江汉汇流，船只可以停港避风，水陆交通方便，因此工商业云集：长堤街、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等行业星罗棋布，汉口城区的粮行商号、堆栈客房鳞次栉比……至于临长江码头的发展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汉口因商业而兴盛，外来人口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社区特点。据统计，“在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居住在汉口的人可分为五类：(1)汉口或汉阳的土著居民；(2)来自武昌及周边地区的人；(3)来自汉口“城市化边缘地区的人”；(4)来自湖北中南部其他商业城市的人；(5)湖南人。汉口的湖南人大多来自湘江流域和资江流域，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湘江沿岸的贸易城市长沙、湘潭和资江沿岸的宝庆。当时宝庆府出产的煤、木材、烟叶、锑锭、纸张、玉兰片、茶叶、石灰大量倾销汉口，众多民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宝庆各地与汉口之间。民船上一般设有长守，是船商委托的总管，总揽一切，到汉口后返回家乡。而舵师、水手因是临时雇用，船到汉口大多另谋职业，成为码头工人等社会下层职业群体。起初他们多单身在汉口搭建竹棚安身，至年关又回乡，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后来在汉定居的渐渐多起来，家眷也随之来汉谋生。解放前各个劳动行当中地缘关系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码头业也不例外，在工头取得码头搬运权后大都喜欢在自己家乡招募工人。宝庆码头一样具有“同乡聚居”的特点。

　　汉口宝庆码头原是一块不毛之地，称迴水湾，是船民公用放帆之处，随着汉口商业的繁荣，宝庆（主要是新化）一带的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专用码头。宝庆会馆的建立显示着宝庆人在汉口码头已站稳了脚跟。会馆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其主要功能就在于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务，实施管理。会馆是通过“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等手段来发挥内部整合功能的。会馆把神明崇拜放在首位，是因为会馆神灵成为人们“联其情而洽其意”的联系纽带。在神灵崇拜的旗帜下，才有了会馆的合乐、义举、公约等整合途径。这样，梅山地区的宗教也传入汉口宝庆码头。地处汉口低洼地带、类似棚户区的宝庆码头多遭水灾火灾的袭击，于是，从梅山迁来的正一教道士们的主要醮仪也与此相关，另外，宝庆码头大宗商品是煤炭，每当运煤船靠岸后，都要请道士打醮，即清火醮。因而在会馆支持下的码头宗教活动相当频繁，就如当时的新化县城一样。

今日宝庆码头及江边水上人家

　　二、打码头

　　道光年间（1848），新化籍商人何元崙主持在汉口镇汉正街南侧、汉水岸边修建了五层楼的宝庆同乡会馆。会馆由帮众共同出资创建，主体建筑前后三进，设有议事大厅、办公楼及学校，是当年汉口最气派和豪华的商帮会馆之一。会馆成立后，由历届会首（会长）组织经营，救济同乡，还在民国初年兴办了宝庆小学，并参与资助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1892年，宝庆会馆为纪念死于码头争夺的彭澧泉等两人修建彭公祠，每年清明都祭祠扫墓，放鞭炮、玩龙灯，非常热闹。彭公祠毁于抗战，故址在公坪巷25号。1953年宝庆会馆因属危房而被拆除（故址在板厂二巷）。

　　会馆是宝庆帮的管理机构，也是历次打码头的组织者。首任会首是何元侖，他死后由他的三弟，人称何老三的当会首，其后会长依次为何征辉、龚希平、邹永延、艾菊庭、邹佛愚、刘汉光、刘国馨、邹光表等人。会长由绅士选举产生，会馆请有庶务一人，管总务；管账一人，管财务；文牍一人，管合同契约、往来函件等。会馆统管“应山会”、“甲班公会”、“乙班公会”、 “丙班公会”等，还有青红帮等码头帮会。

　　“应山会”管会馆的收支。收入主要有会馆房产出租的租金，以及码头卸货的过磅费、码头管理费等。附设同乡互助会，集资入会，五块大洋为一会，负责同乡间的互助借贷，每年清明聚餐一次。会馆的收入包括办公费、招待费；资助缺少路费的过境同乡；办学；救贫救孤；安葬鳏寡孤独和路死街头者；节庆活动。争码头的开支大，是临时由会馆募捐的，不够时也由“应山会”开支。

　　“甲班公会”，负责各栈行装卸，所以甲班工人赚钱多。加入公会，叫买条扁担，要交一百块大洋。进了甲班的人，就有钱吃鱼吃肉，打牌赌博；不赌的人，就是小康之家。

　　“乙班公会”，负责装卸红张等，赚钱比甲班少些。加入公会，要交五十块大洋买扁担。

　　“丙班公会”，负责装卸煤炭等脏活，赚钱也少。加入公会，不但不收扁担钱，公会还招待三天伙食。丙班工人挑煤一担可得六十文（六个铜板），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叫“二米、三酒、六肉、十满足”，讲的是丙班工人一天挑二担煤的钱可以购买一升米，挑三担煤就有多的钱买一壶酒，挑六担煤就有钱买半斤肉，挑十担煤基本上就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了。

　　三班工人经常因为争活路和外帮工人打架，会馆一般不直接出面，甲、乙两班的买扁担费都用作打架时的经费，丙班工人打架靠的是人多势众。如遇外帮争码头械斗，则是全帮人众齐上阵。

　　当时宝庆府下各县经各码头运到汉口销售的大宗物资，以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为例，成交金额分别达到：煤炭一百二十万银元、木材八十万银元、纸张六十万银元、茶叶二十五万银元。时有歌谣称颂新化人：“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湖南人素以“霸蛮”著称，凡事不服输，不信邪，做事不屈不挠。在湘帮中，宝庆商人尤以“霸蛮”著称，很具代表性，当年“湘商”霸蛮精神就是新化人在武汉打出来的。彼时有这样一句民谣，“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可见晚清时期宝庆商人名气之大。新化民风强悍，蛮勇尚义，打架猛勇向前，是各宝庆码头的主力，历来在益阳、汉口驰名，外帮人称为宝古佬，自己自称为宝庆帮或宝帮。当时，由各地来到汉口的船只，都以同乡、同行等关系结成帮派，如从汉江口至永宁巷相继有渔船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这种帮与后来的青帮、洪帮还是截然不同的。

宝庆码头入口

　　武汉三镇扼长江中游，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襄河(即汉水下游)一带河湾多，能避风浪，又近最繁华的汉正街，是民船装卸货物、停留靠岸的好地方，而宝庆码头地处汉水汇入长江口一箭远的地方，是一段黄金码头，这样觊觎者极多，“文打官司武打架”就成了普遍现象。而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力的争夺。汉口历史上为争夺码头，不但多次发生械斗，各方还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出了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占据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码头。由于宝庆帮船只路远，往返时间长，当初又没留专人看守，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徽帮便乘宝庆帮返船之机占了码头，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的码头争夺战，其中大战三次。

　　到了嘉庆中叶，宝庆帮与徽帮因争码头发生第一次激战。新化商人何元侖献计，运动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恰巧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时徽帮阻其船只靠岸。刘光南大怒，便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打点，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指定何元侖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

　徽帮退出码头，并不甘心，其中的富商联络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组织襄徽联盟，想以武力夺回码头，经几次械斗，也没能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刘长佑将曾国荃请到宝庆码头，给宝庆帮壮声势，受到何元侖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丙辰盛会后，七十多岁的何元侖气势大壮，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最终建成宝庆街等“四街十八巷”的现状。

　　1889年，徽帮依仗安徽人李鸿章等人在朝为官，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当时的汉阳知府程庆煌是下江人，又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便偏向徽帮，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准备先拆房后赶人。宝庆帮集合人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程以宝庆帮目无王法，胆敢殴打公差，要重处宝庆帮。宝庆帮里有个叫彭澧泉的，献计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又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因此要程庆煌慎重审理。程不敢再有偏袒，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的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即归该帮。宝庆帮中有个姓张的理发匠自告奋勇，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程只得将码头判给了宝庆帮。这位穿鞋的老人是新化白溪人，姓张，船工出身，当时是理发匠，为了家乡人的集体利益，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程庆煌又宣布，宝庆帮殴打官差一事，用彭澧泉收押顶罪。后来彭死在了狱中。宝庆帮的人为纪念那个张理发匠和彭澧泉，特意修了一个彭（张）公祠纪念他们。

　　历史在继续。抗战胜利之后，宝庆码头一度成为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停泊码头，各省籍商帮民船也相继来此停泊，宝庆帮自家的船舶反倒难以靠岸了。眼见百余年的老地盘遭“侵占”，新化人沉不住气了，他们仿效前辈何元侖，备下厚礼，登门拜访奉命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73军55师师长梁子禄和副师长周先仁，梁和周皆是新化人。历史剧再次重演。梁师长下令调来机枪连，在宝庆码头周边架上轻重机枪，虎视眈眈，外省籍船只见状，只好赶紧驶离，但轮船招商局因属国民政府官办，并不买账。梁、周又派兵抓走船上的大副和轮机长，扬言枪毙，这样招商局的船才开走。

　　其实，打码头现象岂止发生在汉口宝庆码头，汉阳鹦鹉洲宝庆码头的争夺战也一样惊心动魄。“鹦鹉洲，日晒黄金夜不收。”这句民谣道出了昔日汉阳鹦鹉洲木排市场的繁荣。早前，垄断武汉木业的主要是江西帮和黄帮（由迁居鄂东黄州的江西籍商人组成）。湖南木材商人于19世纪初才陆续踏足武汉。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湖南帮乘湘军之势而起，通过省内的湘、资、沅、澧四水，将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鹦鹉洲，供各地商家选购。湖南帮实力鼎盛时期，号称“五府十八帮”。“五府”即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五个主要木材产地，“十八帮”则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比如宝庆府商人又分大河帮、小河帮，前者以邵阳人为主，后者以新化人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湘军从太平军中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不久，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鹦鹉洲木材交易市场大展拳脚。这样，鹦鹉洲宝庆码头上打码头的故事也演绎起来。

　　这里的最初冲突发生在宝庆帮与“江西帮和黄帮”之间展开，很快，江西帮和黄帮失势，再也未能卷土重来。然后，湖南木商（宝庆商人亦为主力）与武汉本土木商帮为争夺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积怨与冲突又绵延几十年，但湖南帮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后来，鹦鹉洲上人烟日益稠密，居民逾万，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其中尤以宝庆人最多。为保身家财产安全，“五府十八帮”共同捐资，在鹦鹉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鹦鹉堤，又先后修建湖南各帮会馆28座之多，自鹦鹉洲尾桂阳宫起，到抵近老关的上宝会馆止，如宝庆会馆、四溪公所、清埠宾馆、同利会馆、二都宾馆、马埠公所、长衡会馆、永顺公所、西湖五属靖帮公所、辰州会馆、益阳宾馆、上益宾馆、桃埠公所、二里会馆、敷溪会馆、常德会馆等。武汉人因此称鹦鹉洲为“小湖南”。汉阳鹦鹉洲宝庆码头和及竹木市场也就一直牢牢掌握在以宝庆人为主的湖南帮手中。

　　因争而抢，打码头之事在一百多年中数不胜数，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打码头的历史才结束。

　　三、宝庆码头盛况

　　在近代历史上，武汉经济发展曾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曾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此外，宋炜臣的汉口燮昌火柴厂位居全国第一。在武汉的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1904年，汉口的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最高数字突破了1亿两白银大关。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工业的欣欣向荣，促进了贸易的飞速发展；武汉贸易的繁荣，自然离不开湖南各州县的参与；宝庆府属各县充分利用了当时内河航运发达的优势，纷纷在武汉抢占市场，建立了多处宝庆码头；而新化人捷足先登，最早占据汉口宝庆码头这个黄金地段并将其不断扩展壮大。

　　汉口宝庆码头其实是由二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河边码头。当时在汉口沿河大道30余个码头中，宝庆码头是鼎鼎有名的。那时，汉口的老码头以功能来划分，有石码头、煤码头、菜码头、鱼码头、粮食码头、水果码头等，甚至还有粪码头——专门为乡村输送肥料。各个码头被行帮及封建把头占领，如集家嘴下码头，主要起运煤炭、石灰，头佬是李大汉；流通巷主要起运食油和皮油，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沈家庙主要起运药材和酒坛，头佬是胡玉清；大水巷码头起运棉花，头佬是杨花子。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所谓“打码头”“抢码头”指的就是争夺河边码头。宝庆码头距离汉水的注江口——集家咀只有一箭之遥，那时汉水两岸都是土埂堤，堤外一带还是大片荒滩，几间租屋。早期，新化人就用从家乡带来的干笋、香、纸等土特产摆地摊，做些小本生意。由于他们吃苦耐劳，节衣缩食，生活逐渐宽裕，比之湖南老家，自有天壤之别。以后，小舟相继来来往往，大量的新化人陆续来到汉口，做着小本经营，而青壮年劳动力就在码头上做挑煤炭、扛码头的工作，靠卖苦力生活。春去夏来，周而复始，到1935年间，新化来汉人口已达数千户，这些人除大部分生活在“宝庆街”外，少部分人就生活在码头边停靠的船坞，形成“水上人家”；此外，还有部分人就靠堤边的荒滩上，以竹壁草顶盖屋而栖，间间小屋，既遮风避雨，又可经营小本生意，白天挑煤扛货，晚上卖烧腊酒菜，形成“江内舟为市，傍岸芦起棚”的景观。抗战爆发后，宝庆码头多数船只征作军用，一部分船民迁回湖南，码头逐渐衰落。以后，这里成为长航拖轮公司的宝庆维修点。再后来，随着铁路公路的兴起，内河航运衰落，宝庆码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成为向外转运城区垃圾、特殊气味的肥料〈主要是粪便〉的专用码头，一度之间，这里又叫“渣滓码头”。现在，这里已失去了码头功能，基本废弃，除了还有几艘船坞组成的“水上人家”摆在那里，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荣。

至今停靠在汉江上的“水上人家”

　　第二部分是指紧接码头的住宅区，即宝庆街，包括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从河岸向陆地纵深半里，上下一华里，包括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永宁街，和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二九一十八条巷子，在解放前统一叫“宝庆码头”。这里的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祖籍湖南，其中大多是新化人。新化人迁来武汉后，他们陆续地从码头向陆地延伸，靠岸卖煤，拆船板盖房，或者贩卖木板，或者开板厂行……由于这里临近码头，商贾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以前比较出名的大铺面有福兴隆、义发祥、华昌等杂货店，有昆记、六安钱、华昌祥等煤厂，有太和泰、恒寿堂、同济堂等药店。这里逐渐成为汉口镇人口集中、市场繁荣的地方。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宝庆码头大多是木板房，人口非常密集，巷道纵横交错，外人走进来，就像进了“八卦阵”，不经意间就会迷路。1958年和1959年的两场大火烧掉了大半房子，重建之后的路才稍显开阔。

正在拆迁的宝庆正街（部分）

　　宝庆码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以前，宝庆码头上有上万户住户，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新化人，到了宝庆码头，到处听到的都是新化话，就像到了新化县城一样。不仅如此，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在码头上靠岸，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因此，宝庆码头曾被称为新化的一块“飞地”。 到抗战爆发，宝庆帮人口已达5万，而当时新化县城才3万人，宝庆码头人口和地盘皆超出新化县城，因此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武汉市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

　　直到2013年，汉口“宝庆码头”的居民区还依旧繁华，走在街巷中，人们听到的还是浓浓的新化口音，宝庆三街的菜场里，新化风味的白辣椒、腊肉和猪血丸子还是卖得很俏。但从2014年开始，这里成了武汉的重点拆建区：房屋已经拆得七零八落；里面居民正陆续地被动员搬迁至郊区居住；原来纵向的四街一十八条巷子将彻底改变，甚至连“宝庆码头”的名字都不再使用……根据规划，宝庆码头这一带今后将建成别样的寺庙文化区。

　　宝庆码头演绎的是新化人文争与武斗的历史，也是昔日新化人敢为人先豪气冲天的历史见证。但今天，“宝庆码头”将彻底消失了！

　　（节选自将于2016年7月份出版的约45万字的大型文献资料书籍《萸江风土与“楚南望邑”》一书，届时欢迎关注。）